《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我作为一个经济和政府运作逻辑的小白，最近看到了一本很多人推荐的书《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希望以此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我很喜欢两部国产电视剧，一部是《大明王朝1566》，一部是《走向共和》。这两部剧有个共同点：开场第一集中，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们，出场都没有半点慷慨激昂或阴险狡诈的样子，反倒都在做世上最乏味的事——算账。大明朝的阁老们在算国库的亏空和来年的预算，李鸿章、慈禧和光绪则在为建海军和修颐和园的费用伤脑筋。然而算着算着，观众就看到了刀光剑影，原来所有的政见冲突和人事谋略，都隐在这一两一两银子的账目之中。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必然要了解财税。道理很朴素：办事要花钱，如果没钱，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落实。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不能光读文件，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财政的定位和功能：“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政府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手里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制度再完善，武力再强大，没钱，就会崩溃。结合《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明朝建国初期，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全国的人口和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情况搞清楚，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制定对应的制度来收取赋税。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情况了解得越清楚，政策制定和执行才可以越畅通，明末的乱世，就是中央对地方的信息不对称，很多财富都暗藏在地方豪强手里，国家知道的财富乘以日益提高的税收百分比并不足以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本书研究的，或者是揭示出来的，是我们身处时代下，每天都在发生事情的背后逻辑，搞清楚这个逻辑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财税与政府行为
分税制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由上级税务机构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这种设置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扰，保障中央税收收入，但缺点也很明显：两套机构导致税务系统人员激增，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而且企业需要应付两套人马和审查，纳税成本也高。2018年，分立了24年的国税与地税再次开始合并
经过分税制改革，中央对地方的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但是明显对地方的税收入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地方的阻力很大。国家通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大大提高了中央的预算收入占比GDP的比例，从原来的22%变为了55%并且之后稳定维持在这一水平。具有深远的意义：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保证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例如过气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及应对外部的金融危机和内部的重大冲击，例如汶川地震和1997，2008年的金融危机。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土地资本化
再穷的国家也有土地，土地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土地上面的经济活动。
土地资本化的魔力，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由此产生的能量不亚于科技进步，支撑起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投资。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正是把有形资产转变成为这种抽象资本，从而聚合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资源。
作者以成都的宽窄巷子为例，讲了成都文旅集团作为典型的政府融资平台类公司，持有从政府拿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从政府获得各类补贴，而且有政府作为背景，可以融资。
虽然通过土地金融可以很快地搞投资建设，但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税收进一步减少，所以，如何为政府搞到钱，就是摆在眼前的一个最大问题。从而，国家开发银行和城投公司诞生了。政府有钱了，就可以大兴土木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极大地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可以带动土地的升值，然后利用土地升值偿还巨额的贷款。这样的循环前提条件是经济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就会带来连锁反应，这套模式就会崩盘。国家为了避免政府债务出现问题，出台了四项举措：
第一项就是债务置换，从2015年新版《预算法》生效后开始，到2019年基本完成。简单来说，债务置换就是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第二项改革是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同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第三项改革是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这部分监管的难点不在银行本身，而在各类影子银行业务。第四项改革就是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这项改革从2016年开始。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要求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作为科技行业的从业者，或多或少听说了政府的动作对于成千上万个企业的巨大影响力。政府的意志力和决定如何通过非常坚实的“抓手”去执行下去，就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任何商业行为背后都是金钱在驱动着，我们看到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被金钱这只无形的大手推动着。
学习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正好能够理解最近十年来政府为了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所采取的较为具体的举措。
私募基金，简单说来就是一群人把钱交给另一群人去管理和投资，分享投资收益。称其为“私募”，是为了和公众经常买卖的“公募”基金区别开。私募基金对投资人资格、募资和退出方式等都有特殊规定，不像公募基金的份额那样可以每天买卖。图4-1描绘了私募基金的基本运作方式。出钱的人叫“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以下简称LP），管钱和投资的人叫“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以下简称GP）。LP把钱交给GP投资和运作，同时付给GP两种费用：一种是基本管理费。一般是投资总额的2%，无论亏赚，每年都要交。另一种是绩效提成，行话叫“carry”。若投资赚了钱，GP要先偿还LP的本金和事先约定的基本收益（一般为8%），若还有多余利润，GP可从中提成，一般为20%。
雷军–北京小米智造股权投资基金
这个案例正好可以帮助我学习私募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小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角色是GP, LP是小米智造的17位股东成员。小米募集的资金七成都来自于政府引导基金，其中，北京市政府引导基金投入了20亿元。
作者在后面还分析了兴起的制度条件，产业条件和金融条件。
政策条件
2005年，发改委和财政部等部门首次明确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投企业的设立与发展。自2015年起，财政部和发改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细则，为各地提供了行动指南。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再次明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允许使用财政资金的政府投资基金出现亏损。第二，明确了财政部门虽然出资，但“一般不参与基金日常管理事务”，并且明确要求各地财政部门配合，“积极营造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实现市场化运作。
产业条件
绝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最终都投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下简称“战新产业”），这是由这类产业的三大特性决定的。首先，扶持和发展战新产业是国家战略，将财政预算资金形成的引导基金投向这些产业，符合政策要求，制度上有保障。从“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国务院都对发展战新产业做了专门的规划，将其视为产业政策的重中之重。要求2015年战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需达到8%（已实现）；2020年达到15%；2030年，战新产业应该发展成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使我国成为世界战新产业重要的制造中心和创新中心。在这两个五年规划中，都提出要加大和创新财税与金融政策对战新产业的支持，明确鼓励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扩大投资规模，促进战新产业快速发展。
金融条件
引导基金大多采用“母基金”方式运行，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于市场化的私募基金，通过后者投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这种模式的繁荣，需要三个条件：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可以参与投资、有大量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有畅通的投资退出渠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畅通的资本市场退出渠道。
遇到的问题
- 因为是投资新兴的行业，这些行业还需要大量的研发工作，才能使得产品日趋成熟，所以未来是否可以盈利，是一个比较随机的事情，容易亏钱。
- 源自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内地的基金不容易吸引到产业，而且不希望到东部投资很有前景的产业。为他人做嫁衣。
- 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有80%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动作对政策和金融情况很敏感，不容易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开展工作。
- LP侧政府人员素质要求高，但是分配制度是随公务员的走，不容易配备足够优秀的人才。
城市化与不平衡
房价和居民债务
因为大城市拥有优质的工作机会，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医疗条件，吸引了大量人口涌入，房价上涨开始于2008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这项调查，城镇居民2019年的负债中有76%是房贷。而从资产端看，城镇居民的主要财产也就是房子。房产占了家庭资产的近七成，其中六成是住房，一成是商铺。而在美国居民的财富中，72%是金融资产，房产占比不到28%。(15)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当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买房者会面临债务危机，因为他们在之前的乐观的环境下，例如收入持续上涨，房价持续上涨，选择忽略了经济如果下行，收入难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增长的情况，这种情况确实在2020年疫情之后发生，部分人选择提前偿还贷款，部分人为了还月供降低消费水平，消费水平降低会带来国内消费市场的低迷，影响了商品提供方的收益，而广大的职工又在这些企业当中工作，他们的收入可想而知地受到影响。
政府与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占有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是“瓦格纳法则”。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强调生产力建设为主要手段，例如开发房地产，修公路，高铁，投资建设工业园区等等，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工业制造水平，全球的进口产品中，有很大的比例都是中国制造。但是，政府的重点关注目标应该从生产力建设转向服务型政府，也就是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从原来的重点投资物，变为重点投资人。
总结
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解读。现象复杂多变，偶然因素非常重要，过往并非必然，未来也不能确定。但经济学研究依然是有意义的。它能从过往事件的来龙去脉中提取一些因素，思考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对事件的多种解读，给人启发。但什么是相关因素？怎么组合？又如何解读？这些都与所研究事件的所在环境密不可分。任何合格的理论当然都能自圆其说，但应用理论要跳出理论本身，才能审视其适用性和实用性，这种应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相关因素的提取和组合，本质上是对“何谓重要”这一问题的反复考量，其判断标准只能在比较中产生。这一“比较”的视野，要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既包括跨地区、跨国家的比较，也包括跨时期的比较。研究者不仅要深入了解本国现状和历史，也要了解所比较国家的现状和历史。比较数据和表面现象容易，但要比较数据产生的过程和现象发生的机制就难了，而这些往往更加有用。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理解发展过程，因此必须理解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对“历史”的延续性和强大力量心存敬畏，对简单套用外来理论心存疑虑。
整本书当中，每一个章节最后的推荐阅读材料也是十分有用的。作者把本章涉及到的问题，一一列举了参考资料，并且加以评论和推荐，值得继续深入阅读。
作者特别指出了，如何提出好的问题，是指定措施和思考解决方案的第一步，在很多时候，能够提出问题，就说明对整个事情或者状态有了很深入的了解，针对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摘录
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会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拼爹”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话，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便会下降，不安定因素会增加。
这里的思考是：这一代年轻人的父母，曾经经历的时代是经济发展高速期，有头脑肯吃苦的那一代都获得了想要的财富。这一代人如果复刻上一代人的思路，会发现他们的收获可能无法匹配付出，会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躺平，另外一种可能是调查为什么会这样，或者直接怨天尤人。美国上世纪的嬉皮士运动就是这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美国的过去，一定程度上非常具有参考意义，可能中国的现在就是他们的过去，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发起嬉皮士运动，难道者的是他们想开辟新的文化风潮？还是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激发的种种行为最终固化了这样的文化？我们看到的最终的结果并不是内在驱动这些行为的目标，需要好好思考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事情，结合当下的我们，应该能够提供一些答案出来。
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政策的制定，一定是通过实践反复修正和完善的结果。政府在出台新政之后，需要怀着敬畏的心态，从不同的维度来思考，因为政策某种程度就是对人行为方式的约束，既然要约束，就说明在广大的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了很多类似的未受到约束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值得思考背后的原因。这样，才可以深刻理解政策的意图，那么对于实际执行政策的官员，才可以在实际面临问题时候正确解读，做出正确的决策。